考虑到革命党人的力量四处分散，起事屡屡失败，孙中山于1905年开始通过联络欧洲留学生（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发展革命，这个路径导致他将革命的势力联络从会党延伸为新兴知识分子和新军，这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他尽力说服不同组织或者派系的革命党人集合力量：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事，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1]
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和军国民教育会成员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2]。孙中山再次明确十六字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3] 孙的三民主义理论便基于这个政纲，这个政纲明确了建国。将“驱除鞑虏”放在首位，将推翻清朝统治作为当前政治策略，符合不同阶层不同知识水平的汉人的愿望。同盟会成员跨越不同省份，会员籍贯涵盖17个省，这为孙中山的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展提供了新的资源，同时分支与关联机构也迅速发展，扩及国内为华南、华中、华北，国外南洋、美洲、欧洲。可以想象，同盟会是一个具有不同阶层、成分复杂的革命团体，参与其中的有学生、华侨、商人、农民、工人、军人、官僚以及新兴知识分子，意见复杂，同盟会尽管设置了评议、执行与司法三部，但原来的那些会党成员在同盟会内部仍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紧密关系，这为革命内部时而发生矛盾与冲突留下了隐患。
从1905年吴樾等人谋炸清廷五大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同盟会组织并参与了数十次暗杀或武装起事，这些暴力行动最有效的作用是逼迫清廷尽快改革，加速立宪。在清廷看来，立宪可以避免革命的全面爆发，例如端方认为满足大多数人希望立宪的要求，就可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4]。不过，革命派对革命的宣传和与立宪派进行的论争的确起到了推广革命思想的作用。自1905年11月26日第一期《民报》出刊，就开始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推出：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焉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阐扬时代也。[5]
从一开始，《民报》就对立宪派实施批判，革命党人始终相信清廷的改革是虚假而应付的，既然预备立宪的所有举措不过是维护满人统治，立宪派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正当性。1911年夏天，预备立宪的工作推进到了资政院的建立与权限划分上，而皇族内阁的设立显然暴露了清廷满族权贵不予汉人权力的意图，这自然为革命派的观察家提供了依据，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
立宪者，决非现政府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6]
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论争在理论上难分泾渭，但有关三民主义以及革命思想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为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的普遍响应与各地同盟会成员的行动奠定了思想甚至情绪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讲，同盟会的历史作用是集中革命意志、动员社会力量、启蒙民众的思想，而直接导致武装革命的全面爆发并取得实际成功的却是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所控制的军队以及付出的牺牲。
共进会的产生与同盟会因领袖孙中山经常不在国内而疏于各方力量与策略的协调这样一个背景，在四处武装起事失败的情况下，部分中部同盟会成员和革命党人思考重组革命组织。由此，有来自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的同盟会成员于1907年4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目的是“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会党以及军人是发展的对象。与同盟会“平均地权”不同，共进会的誓约为“平均人权”，这是基于共进会的重要成员都出身地主，拥有财产，而他们同时也认为作为会党身份的革命者应该拥有平等地位，不能像过去一样被视为社会的下品。1908年，在日本的共进会主要成员孙武、焦达峰先后回到国内组织革命，主要成员布于新军。两湖地区自洋务运动始社会风气日开，实业、教育以及新军建设早有规模，在共进会之前的1904年6月，就有湖北陆军士兵多人发起“科学补习所”，真实目的在于组织革命，光复汉族。1905年11月，科学补习所成员刘大雄联络同志组织日知会，通过讲演与民智开通发展吸收成员。在1906年2月的正式成立会上，刘大雄的报告透露出当时的革命气氛：
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事部多系军学两界同志，以后负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7]
日知会成员在新军和学界中拥有万人，对之后革命起义的影响可以想象。1908年3月之后，部分日知会成员又组建了湖北军队同盟会，以后又策略性地先后更名组织了群治学社（1908年11月）、振武学社（1910年8月）和在新军里颇有势力的文学社（1911年1月30日）。事实上，随着革命氛围的增加，有更多的小型革命团体在两湖产生，为很快到来的起义提供了与日俱增的革命资源。
由于同盟会核心领导力量的薄弱，部分中部同盟会成员开始重组指导团队，加强革命执行力量。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就是基于之前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在中部工作的部分同盟会成员的策略，黄兴表现出的灰心情绪促使谭人风、陈其美（1877-1916）、宋教仁等人重新策划革命工作，他们认为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这个评价大致暴露出之前同盟会的组织能力和资源的有限，内部也时发冲突难以成事。中部总会的章程透露出与同盟会的宗旨有明显的差异，例如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同时有重组独立的政治指挥主体的目的：“凡中国同盟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会章》）由于中部总会与共进会纲领接近，且区域一致，人员互通，力量集中，这是武昌仓促起义应对清军围剿时能够有势力接续与坚持的重要因素，也是中部总会负责人宋教仁能够成为重要革命领袖的势力基础。
无论如何，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汉正是那些不同革命团体和有主见的革命党人工作的结果。随着形势的严峻和时机的不断变化，共进会与文学社不再依赖南方同盟会的引导和指示，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中部起义。这时，四川的保路运动导致的危机迫使清廷调遣端方控制的湖北军队前往镇压，新军中的革命力量由此被牵扯削弱。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开会决定发动革命战争；9月24日，两个组织再次联合会议，商决动员计划。推蒋伯夔为军事总指挥，刘公为总理，孙武等人为常驻政治筹备员。
辛亥革命因孙武、邓玉麟的疏忽导致的炸弹意外爆炸而仓促爆发。10月9日上午，武汉俄租界宝善里14号发出爆炸声，巡捕立即赶到爆炸地点抓捕了两个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的革命党人和另外两个同伙。在现场，巡捕收缴了革命者的旗帜、册籍以及起义文告。一开始，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革命党人的失误在次日的新闻媒体中不过是一次小事件，“昨晚最后一刻，出事地点附近地区是平静的，除了俄国巡捕，看不到一个人，他们正热烈地庆祝自己的发现及控制局势的有效率的手段。”[8] 不过，清廷通过册籍开始加强对革命党人的搜捕，又抓捕了三个革命党人（刘复基、杨宏胜、彭楚藩），当天即被枪杀。孙武的同党，对孙中山非常崇敬，也是同盟会会员的刘公说，“如果我们不立即动手，一切都完了。”（被抓捕的四人中就有他的弟弟和妻子）刘曾在日本学习法律和军事课程，他披露说，革命党人本来计划是12月在八省同时发动革命，起义总指挥是文学社的蒋翊武，孙武是参谋长，而这个意外失误导致革命不得不提前开始。10日晚上七时，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开枪行动，熊秉坤带队前往设有军械局的楚望台，控制军械。在守备军官日知会成员吴兆麟的应合下，楚望台为革命军控制。在吴兆麟的指挥下，11日清晨，革命军又占领督署。很快，汉阳与汉口的新军响应了武昌，到晚上，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为革命军控制。事实上，新军里的大多数军官与士兵不是革命党人也是革命的理解者和同情者，这使得清政府在革命即将爆发时期对新军已经失控[9]。
11日上午，革命军占领武昌时，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就被士兵推举为都督，黎元洪一开始并不愿意就范，他被认为“知兵”“爱兵”，但不是革命党人，他在清廷和革命党人之间究竟如何站队犹豫不决，他甚至在9日晚上还枪杀了革命党人，但吴兆麟考虑到可以通过黎影响更多军人加入革命队伍，并对外省具有号召力，一直通过恭敬但不给选择的方式让黎就范革命。直至17日，主持祭天誓师大典，黎元洪才公开表示了“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立场。立宪人士汤化龙（1874-1918）被推为民政总长，说明军人们对早已有的咨议局的合法性有一种事实上的认可。之前汤化龙是召开国会请愿团中的领袖之一，现在他以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省咨议局“立举义旗”，当美国驻汉口领事询问革命要建设的政体是什么，汤回答：“共和政体。”这时，各省的政治与军事情况仍然不明，作为之前的立宪派人士，汤化龙已经彻底转变了立场——从依赖满清政府的温和政治革命转向参与暴力革命，当人们还对未来的革命形势不甚明朗而担心失败时，他说：“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10] 尽管立宪人士对稳定局势起到了作用，但在围绕组建湖北军政府上，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有过一番博弈，最后革命党人控制了权力，导致汤等人很快离开武汉。
直至10月28日，革命军处于与清军的对抗与战事僵持，黄兴与宋教仁到达武昌虽然鼓舞了士气，但革命军的军事力量与清军相比仍然悬殊。就在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袁世凯不仅恢复的军权，也掌握了财权。11月1日，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两天后，《宪法信条19条》颁布，现在，他已经是最有势力的政治人物。在清军的攻击下，汉口失陷，黄兴甚至使用了一种寻求和平的策略，他于11月9日在武昌致信袁世凯，如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1] 此时的袁世凯仍然以立宪原则安排代表与黎元洪谈判，未果，清军进一步进攻。之后的战事是黄兴策划反攻汉口失败，导致革命军对汉阳的坚守也更为艰难。直至27日，汉阳失守，革命军退守武昌，这时，革命军已死伤数千人。不过，在之前的11月20日，当黎元洪接受外国人采访时，他告诉采访者：“现在，我们已获得十八个省中十三个的支持，并且我们共和党人（Republican Party）是强大无比的。”[12] 当黄兴于28日离开武昌后，黎元洪致电那些起义的各省都督，尽快派兵前来支持武昌。
基于政治策略、加强革命力量和没有任何退路，早在11月10日，黎元洪就已经通电独立各省都督尽快安排代表共同讨论临时中央政府。组建临时中央政府涉及到了政府所在城市、总统人选。革命派内部围绕实际的权力问题开始了讨论与微妙的博弈。15日，有三地代表（江苏、福建、上海）先行在上海召开会议，考虑到武昌的意见，30日，各省代表又再到炮声不断的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商讨相关议题。12月2日，在实为张謇的授意，江苏代表雷奋提议下，这个会议甚至有“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表明立宪派采取了一以贯之因势利导的政治策略，形势发展到现在的重点已经不是立宪与共和的问题，而是由谁来做总统。12月4日，根据黄兴的意见，分别在上海和武昌的代表们同意将南京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7日，各省代表议决黎元洪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然而，在谁将是新政府的总统这个问题上，各个势力之间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直至12月9日，黄兴仍坚持认为袁世凯出任总统更为合适，他对汪精卫说：“项城雄才英略，素附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13] 在汉口的代表考虑到综合的因素，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如果袁世凯认同共和，推袁为大总统不失为一种最符合实际的政治选择。
注释:
[1] 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2] 光复会没有参加同盟会的创建，只是有不少光复会成员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名义。但是在一些革命行动上，两个组织不分泾渭，均有合作与并肩作战。
[3] 实际上，早在1902年河内兴中会成立，革命誓词已经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4] 见《两江总督端方奏定宪法法典范相辅为用请 编定颁布折》。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
[5] 《民报》第一号。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6] 《民立报》辛亥六月十四日。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7] 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
[8] 丁格尔：《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页。
[9] 刘公说：“革命党代表的军官朋友遍布整个中国，因此他们与士兵取得联系不费吹灰之力。即使军官们拒绝帮忙，因为他们和代表们的友好关系，也不会去揭发。因而总督或巡抚逮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很难成功。”（丁格尔：《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0] 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五，第176页。本书转引自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11] 《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本书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
[12] 丁格尔：《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3]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245页。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